张大千书画作品真假鉴定

第一，要牢牢掌握张大千书画的用笔之法，或者说是他的艺术风格。一个艺术家在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中形成的用笔之法和习惯，一个伪手要在短期内全部学会是不可能的，即使临摹，也只能是表面的形似，要做到气韵生动，神似是不可能的，伪张大千的画也是如此。按张大千的山水，人物和花鸟画，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张大千书画作品河岳星辰

张大干的人物仕女画主要学习清代画家改琦，所画仕女瘦削、柔弱，具有一种“病态美”。其所画花卉、蔬果画，主要学习明清小写意的画风，尤喜画荷花、芭蕉，技法以写意为主，但工笔兼而有之。其画风清新活泼、俊爽，设色明净秀润。所画梅花老干如铁，有一种耐寒喜洁的笔意。所画兰花，幽香清远，处处体现一个 “清”字。所画菊花，其叶尖是圆形的，其花态有一种凌寒傲霜之姿，绝无俯首随人之态。

其画墨竹，竹枝吸收篆书的笔法;画竹叶，下笔劲利，多为个字或介字形态，几乎没有川字形状;而所画竹杆，上下粗细差不多，无两头大、中间小，蜂腰鹤膝的弊端。张大千的荷花(泼墨除外)，多用大笔蘸淡花青色扫出大体，再用汁绿层层渲染，然后用线条勾出花瓣的轮廓和斑纹，以表现花瓣正侧向背。

(二)中期，是指张大千赴敦煌后到1957年59岁患病前艺术的成熟期。其山水画主要取法王蒙茂密繁复的画风，画面由俊俏爽利变为瑰丽雄奇，功力也比早年深厚。此时所画人物画尤其是仕女画，人物面相圆润，体态丰盈，色彩浓丽，线描严谨，衣裙图案精致。此时，他的人物创作进入黄金时代，即变小巧为精密，变小乘为雄伟，变病态荚为健康荚，寓革新于复古的创作之中。

其所画仕女，飘逸妩媚，衣纹细劲圆润，多重渲染，并留有水线以加强衣纹的凹凸效果。而衬景中的修竹、芭蕉，多浓施石绿，以衬托人物雅洁的衣冠，从而形成古艳精丽的格调。此时的花鸟，走兽画，除仍保留早期陈淳、徐渭、八大山人的余韵外，又学习了敦煌壁画工笔重彩画法，如明代陈洪绶，宋代赵佶等的画风，形成造型饱满，色彩华美，神韵俱足，工意兼备的风格。而伪作的仕女画，几乎无传统功力可言。

(三)晚期，从1958年60岁以后直到逝世，张大千的绘画品逐渐变工意兼备为大写意。此时，他的泼墨，泼彩画，把色与墨相融相间，将半抽象与写意的具象画法融为一体，是一种巧妙的中西合璧。而作伪之人容易把破墨，泼墨画成漆黑一团，无层次，灵秀之感，，此时，张大千的人物画，多为写意之作，人物衣纹更趋于简练，点景多为意笔，笔墨酣畅，颇有“老大竟转拙”之意。此时他的花鸟，走兽画，主要以破墨，泼墨，泼彩为主，在继续保持陈淳，徐谓，石涛的影响外，又含英咀华，将水墨花鸟推向崭新的领域。

第二，张大千的署款，书画作品上的署款和题跋，是书画鉴定的重要依据，也是伪者下功夫最多的地方。张大千的书法，学习石涛，八大山人以后，其法书有两种面貌，一种是老师曾熙，李瑞清细秀，方平，略带隶书味的书风;另一种是学石涛笔法劲健，豪放，不拘一格的书风。张大干此时的楷书，横笔上挑，捺笔外撇，有很浓的隶书味。

以后，他又学习魏碑，《瘗鹤铭》和宁代的黄庭坚，从而形成利落，平中求奇，隶楷相参的书风。张大千的署款很有特色，他初名季，季爰，早年的“爰”字有虫字旁，因为古写的“猨”，“蝯”，“猿”相通，故又名“济暖”。他拜曾熙为师后，改名“爰”，21岁出家时，才有“大千”这个法号。而作伪之人，由于缺少这些知识，往往把款写错，或者时间上出现错位。

关于“爰”字的写法，从传世作品看，又有早、中、晚期三种不同的写法。张大千早年，约34岁以前，“爰”字字形头小，底大，“爰”字头上所谓三横(实为撇点横笔)最后一笔短，“爰”字下半部大，形态像一只猿猴，如《江村渔归图》和《黄山松涧图》上的署款。大约34岁以后，“爰”宇用行草书，字形上头变大，三横最后一笔比早年长，用笔方劲流畅，字形较宽扁，已无头小尾大的形态。

中晚年，约四十五六岁以后，“爰”字用草写，字头三横最后一笔最长，笔法圆润流畅，有时出现飞白，字形宽圆。其画中的题款，均为平头款，几乎无高低不平的抬头或低头款。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鉴定的佐证。

第三，张大千的印章，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共有五十余方，有：张爰，张大千，大千居士，蜀客，三千大千，蜀郡张爰，大风堂，昵燕楼，摩颉山园，摩登戒体，三到黄山绝顶人，老弃敦煌，长须张郎三十八，苦瓜滋味等印。张大千的这些印章，不仅是帮助我们搞好鉴定的凭证，而且也是我们了解作者生平和艺术风格的重要史料。

张大千，大千居士印是张大千1919年21岁时在天门寺出家后才有的。三到黄山绝顶人印是他在1936年第三次登黄山后才有的，记载了他以大自然为师的艺术追求。老弃敦煌印是张大千1943年临摹敦煌壁画才有的。摩登戒体印只在他的仕女画中才用。苦瓜滋味印只在他的有石涛风味的画中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