拴马桩的历史背景与收藏价值

拴马桩石雕是我国北方独有的民间石刻艺术品，在陕西省渭北高原上的澄城县分布尤为密集，其数量和品种可称得上在全国“独一无二”。它原本是过去乡绅大户等殷实富裕之家拴系骡马的雕刻实用条石，以坚固耐磨的整块青石雕凿而成，一般通高2—3米，宽厚相当，约22—30厘米不等，常栽立在农家民居建筑大门的两侧，不仅成为居民宅院建筑的有机构成，而且和门前的石狮一样，既有装点建筑炫耀富有的作用，同时还被赋予了避邪镇宅的意义，人们称它为“庄户人家的华表”。

拴马桩

“拴马桩”是广泛流传于陕西渭南乡村的民间石雕品，也称“拴马石”。
现在藏有拴马桩最多的是关中民俗博物院，关中民俗博物院藏有8600多根拴马桩。
在农家宅院，门前用以拴马、牛等牲畜的石雕桩。雕刻精美的拴马桩称“样桩”、“看桩”。拴马桩所用石材多是灰青石、黑青石，少数用细砂石。一般大型的通高约300厘米，中型的约260厘米，小型约230厘米。石桩分四部分：桩头是石雕的主要部位：桩颈(台座)承托桩头，一般为上圆下方，其上浮雕莲瓣、鹿、马、鸟、 兔、 云、水 、博古等图案；桩身，少数刻串枝纹、卷水、云水纹；桩根则埋入地下。桩头圆雕,有表现人物，人与兽和多人物组合形象，也有表现神话故事人物如寿星、刘海、仙翁等。动物形象则有狮、猴、鹰、象、牛、马等。较精彩的是人骑狮，多在石狮子前肢或人臂腕间镂凿穿系缰绳的孔眼，石狮子突出其扭转身躯的动态，骑者则表现为俯身前冲，或驼背卷伏的动态，颇为生动。人物五官及衣饰刻划细致，所持物件如烟斗、如意、琵琶、月琴都很逼真。拴马桩石雕在整体上能综合运用圆雕、浮雕、线刻手法，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拴马桩

拴马桩起源
自从人类驯化马，并为人骑乘运输起，拴马桩就必不可少。最初没有固定的拴马桩，一棵树，一根木桩子，一块石头，只要能固定马缰绳就可以了。现在在蒙古的呼伦湖中竖立着一块不规则的长方形石柱，相传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拴马桩，它可能就是元代拴马桩的雏形。明清两代，石刻的拴马桩已非常普遍，民国以后，汽车等新的代步工具慢慢替代了骑马出行，拴马桩就逐渐减少了。
在古代，马是驮运物品、作战及代步的主要交通工具，古代的驿站旁就常常设立有大批的拴马桩。加之蒙古族、满族等北方游牧民族有骑马狩猎的习俗，所以马匹的大量存在是拴马桩产生的直接原因。
马、驴、骡在北方地区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工具，一个家庭拥有的土地越多，所需的马匹也就越多，所以在北方农民的心里，拴马桩又是富裕的象征和标志，这也是大批的拴马桩能够产生和保存下来的重要的心理因素。在陕西渭北地区所见到的拴马桩是北方农耕文化的产物和缩影。拴马桩不仅具有拴系马、牛等牲畜的实用功能，还因其置于富户人家的大门两侧，成对或成排状，从而与门前建筑互相映衬，成为宅院建筑的有机构成部分，起到了一定的装饰作用。拴马桩一般高2米左右，宽厚相当，约22~30厘米不等，特别高大粗壮的，高可达3米以上，尤其是雕刻精美的被誉为“看桩”、“望桩”或“样桩”，堪称庄户人的“华表”。
栓马桩为中国古代人民文化艺术的产物和智慧的结晶，对考古和文化艺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栓马桩历史背景
庄户人家的“华表”艺术
青石雕造的桩，凝重地兀立在观众农舍门前。历史的风风雨雨，剥蚀不去它古拙生动的风神，依然是一派世俗的人情味，依然袒露出秦人尚武的性格。断残的雕像，暗示着千百年的民族沧桑；斑驳的桩体，呈现出一丝诱人的神秘。史书上没有文字记载，就因为它是民间工匠的手艺，煌煌佛国石窟，赫赫皇族陵寝，尚且没有创造者镌名的权利，更何况散落在乡野僻壤的残石断桩。“虽复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是金子，总会闪光。
从造型的直观性入手，揆诸史料，考其流变，对研究中国民间雕塑史，也许有拾遗补缺的裨益。
多年来，“拴马桩”的提法，似以被学术界公认。但作为考察者之一，我心里一直不踏实。因为从造型风格看，它们不是同一时期的产品，并非每个村每一户都有这样的桩，也并非每个桩体构造和高度都便于拴马。若专为拴马，门前非马厩。院侧另盖的“跨院”才是马的专用建筑。在四合院的街墙上，以铁环镶入墙体、高度一米有余，即为拴马专设。门前拴马，只是临时便宜之用。对精打细算生活简朴的农户来说，如此雕饰石桩而只为临时拴马，似奢华的不近情理。
自人类驯化野生动物以来，原始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马为六畜之首，《周礼·夏官》载：“周天子有闲|（御厩）十二，马六种。”（既：种、戎、齐、道、田、弩）养马业即盛，马政亦随之健全。立桩拴马，有图可考者，见唐代韩干《照夜白图》；绘玄宗宝爱之马，不甘被缚于里立桩，作奋力挣脱状。此桩为多棱柱形，有固定铁环，平顶无饰，木石难辨。北宋佚名《百马图卷》绘有拴马桩13个，高越2米有余，桩身圆形修饰呈现棒槌状，似从唐式楼阁栏杆的望柱甚至更早的“表木”演变而来。元代任仁发《饲马图》绘槽头六棱立柱，柱顶饰仰莲及槌状团云，基本接近渭北石桩。三图所绘皆官方规制，造型由简而华。可见立桩栓马，古有遗制。但立置干农舍门口颇为讲究的石桩，桩身雕饰吉祥图案，桩头以胡人骑狮者居多。其形相异趣，最富特色。雕像方位皆向门，如迎宾状，而且立桩之家桩数不等，桩位因门向区别左右。这些令当地老乡现在说不清原委的事实，似乎隐藏着原初立桩的深层含意。破解这层谜面，首先得明确石桩是依附于农村居民建筑大门旁的小品雕刻，属于建筑的外部空间构成。
中国封建社会，强调“卑尊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视宅舍宫室为“礼之具也”。以礼制伦理门庭，讲究宅居的识别性和各种象征、隐喻乃至禁忌。“秦汉以来，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为生前之象仪卫耳（唐·封演《封氏见闻记·羊虎》），其中石柱又称望柱。《辞海》“农历每月十五左右，日月相对曰望；为乡党所推重之姓曰望。”望族即贵族。唐代刘禹锡望楚平王坟，赋诗有“陌上行人看石麟，华表半空经霹雳”句。唐乾陵神道左右、宋永陵碑亭前皆设华表、属象征皇权威严的纪念性石雕。“华者、光辉、文饰、宋显之意，华胃即显裔。”华表就是身份高贵的标识。晋代崔豹《古今注问答释义》解华表源于尧时的“诽谤木”；“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也。”现存南朝萧景墓表，简洁秀美。若除去桩础方座，柱身铭刻墓主职衔的方牌和双柱顶部的辟邪造型相连接，其简化形制近似后来的华表，兼标识、辟邪、装饰功能于一体，应是望桩或华表的别体。
“模式同构”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最大特色之一。无论阴宅、阳宅，“上之军国，次及州郡县邑乃至山居，但人所处，皆其例焉。”乡宦世家在攀高附贵、矜势炫富的心理驱动下，降级而仿效华表形制，作为望柱，立于阳宅门前，以彰显门第，“表劂乡里”，正是民间“拴马桩”之滥觞。现在有桩之家，不是先祖遗产，就是宅基易主。当地乡民指称立“看桩”的人家为“先人有本事、发了（家）的人。”其意不仅在大户人家养的牲口多，更着眼于这些人家的先祖是有社会地位的人。表征门第、光前裕后应当是门前立柱的本初涵义，或者说是“望柱”原型的民间普适性。
石桩的第二义是镇宅。在科学不昌明，生产力低下，文化思想愚昧的封建社会，人力无法支配的天灾人祸是中国辟邪文化滋生的土壤。作为人的生命本体意识，消灾避祸、求吉祈富的社会心理生发出种种迷信崇拜和禁忌，以地理环境为依据，，附比阴阳、五行、八卦生克的“堪舆学”（世俗“风水”）应运而生，其实就是古代环境心理学。在建房前用以测定吉凶，设定方位的风水理论“大游年法”自明清以来在民间最为流行。如果参看这个理论，结合渭北农舍和石桩的方位建构，其镇宅用意昭然若揭。门是确保生气的枢纽，“和气则致祥，乘气则致戾”，例如南向之门，为离位，属小吉。顺时针右侧西南方为坤位，对应阴，五行属水，为“六煞次凶”，凶星相克。按方位符镇法，立“泰山石敢当”于凶位，即可避凶邪。“名门望族，凡门前、巷口、村头、皆立石止煞”。用“灵石”镇宅，是民间最常的巫术。始见于汉史游《急就篇》，唐颜师古解释指上古诸多石氏之人“后世皆望族”。“敢当”意为“所当无敌”。在古人心中，石具有超自然的神力，“寿非金比”。东方泰山为五岳之首，“泰山压顶，百鬼宁息” [2] 。
依此说察看渭北农村，凡街门南向看，石桩必立于右侧。澄城县大户南向宅弟右侧立四个一排，俨然卫兵森列。凡街门北向者，为坎位。西北乾位为“六煞次凶”，东北艮位为“五鬼大凶”，其街门左右必对称立二个石桩，应“左青龙，右白虎”。好似佛寺山门的护法金刚，俗称哼哈二将，守卫宅主平安（澄城县南酥酷村连若祖家门前左右立一对“八蛮进宝”石桩，即是实例）。凡街门东向者为震位，其东北方为“六煞次凶”，门前左侧必立石桩。门向西，因左，右皆吉位，故不立石。当地老乡虽说不清立桩原委，但呼之为“镇物”，正是这种笃信风水心理的反映。由此再看桩顶雕饰何以多师，就不难明白这是借能食虎豹的“百兽之王”的神威，在冥冥中镇慑邪魔的祈愿。
艺术总是产生于特定文化模式之中。在渭北农村，尤其是韩城、合阳、澄城、白水、富平、大荔一带桩顶多见雕饰胡人形象。这个特殊的艺术现象，须从民族发展史考察。
陕西关中在历史上战乱颇繁，几经动荡分合，各民族的大融合历程漫长而复杂。晋唐之间氐、鲜卑、突厥各族与“王化之地”的汉族，经过迁徙、杂居、通婚，由游牧生活改进为农业定居生活，接受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汉文化，改用汉姓，逐渐混血同化。金元二朝统治关中达240多年。蕃、女真、蒙古、色目（包括畏兀尔人）多与当地汉民融合。“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征服了的民族的高度文明所征服”，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出这一历史规律。渭南出土的北周武成二年九月《合方邑子百数十人造象记》碑，澄城县铸梵汉合铭文的金明昌三年大铁钟、合阳县元代蒙汉文碑，蒲城县蒙汉夫妻合葬墓及其壁画等实物皆是明证。
但汉化的草原游牧民族，仍在“集体无意识”中积淀着本民族的种族基因，这是种族遗传下来的一种文化积淀。尚武精神仍然顽强地流淌在汉化的子孙血脉中，先祖的文化幽灵化为恋祖情结，潜藏在后代的记忆深处。按荣格的心理分析学说，这种“集体无意识”是以“原始意象”形式呈现的，原始意象都是形象性的。它至今还潜藏在每个人的无意识的深层，这种集体无意识是人类祖先的往事记忆痕迹的仓库。这种记忆痕迹积累成为人的心理结构和大脑神经类型，它们象人体的形态结构一样，世世代代遗留下来。崇信萨满教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畏天敬天，匈奴有以约一丈多高的象征天神的金人（偶像）祭天之习，北魏拓跋氏祭天“立四十九木人，长丈许，白帻、练裙、马尾被、立坛上”《魏书·释老志》；鲜卑有“铸象卜君”之俗《南齐书·魏虏传》；突厥有立石人志功和将送葬者雕像立于墓旁的风习。在汉化历史长久，群居相对集中的渭北农村，儒雅礼让的民风中蕴涵着勇敢、质直、粗犷、浑朴的气质。刻木、铸金雕石制作偶像的胡俗遗风，被民间雕工以胡人形象反复重视于石桩，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艺术行为，是草原与麦粟两种文化生命力同化的必然。世代生息在关中的人，谁也说不清自己祖先的族属，谁也不敢说自己是纯种汉人。血缘和地缘关系构筑的历史命运，在胡人造像的石桩上，传递出苍凉、神秘、野性的生命信息，同时洋溢着农耕生活的祥和与温馨。
如果说胡人善驭，造桩拴马也是“集体无意识”行为的话，石桩的形制和用途又不止于此。金元治陕百年之久实行军事封建制度。史载：元初的行省与金末的行省性质基本相同，都是为军事行动需要临时设立的，元朝军队依十进制编组为十户、百户、千户，“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元末宋后，以“蒙古军探马赤军伐中原”，经过85年，才在陕西设置都万户府，这种军事建置延续到元末。由于被征服地区人民的强烈反抗，统治并不巩固，用的兵时间较长。即使集团性骑兵屯聚或广设驿站，其军事行为的不安定性必然导致日用设施的临时性，仅为拴马而耗巨资雕造华美的石质的桩，尚不具备主客观必要的条件。
据史料考证，元代佛教流行，废唐宋官宅门侧列戟的旧制，用石雕狮子缀于官府衙门，取代了春节悬桃符或在门板上画门神的习俗。狮子是佛教的瑞兽，南北朝时衍为狮子舞，在民间光为流行。元代的宫廷舞、宗教舞、民间舞都有狮子舞，引舞的“狮子郎”多是胡人，狮舞兼雄健妩媚，又蕴涵着象征的精神。宅主请民间雕工将胡人驭狮形象永久性地置于石桩桩顶，立于“通气”的大门口，似有镇宅兼媚神的双重精神含义。
“望桩”在造型艺术上颇具匠心，风格独特，十分耐看，其中自有艺术语言的讲究之处。中国传统雕塑造型服从于绘画法则。作为三维空间造型的圆雕，其创作却是从二维空间的线描“粉本”开始的。民间雕工选料下坯、依图施凿，在平面的基本形上展开空间想象力。这种造型方法以线元素为造型观念，而因决定了中国传统雕刻的线性特征，形成了圆雕正面刻画充分，背侧面相对平扁的视觉效果。桩体正面雕花、主题人物呈正面律的程式化造型，顺应了中国人习惯从正面观赏的心理定势 [3] 。
从 “建筑心理场”理论来看，一个桩即一个“点”场，位于大门旁的桩顶人物如迎宾状，以向心式布局在周围空间上形成一个心理引力场，率先将人的视线吸引到大门前，恰如戏曲开场的锣鼓点，先声夺人。
总观桩体取方、桩顶收圆。“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刘勰《文心雕龙·定势》，）寓“天圆地方”的象征义，整体造型挺秀明快。细品之，桩身正面浮雕以流传舒曼的莲花卷草纹，作垂直盘升之势，结束处以横向长方形浮雕天马，锦鸡类祥瑞图案或锦袱，形成纵长横短的比差；桩颈以遍圆仰莲、鼓墩过渡，如乐曲行进中的休止符；桩顶以圆雕、线雕手法雕胡人驭狮或乘马诸态，使主体轮廓突出于虚空之间，格外醒目传神。其空间分割比例节奏感很讲究，张弛有度，繁简得宜，直曲对比，刚柔相济，充满音乐的节奏美感。
民间雕工运用适形法则，随方取势，因材施艺，巧妙的利用四方体对角线比边长的优势，将主体雕像正面安排在对角线位置，这样扩大了雕造的空间，又没有超越桩体的四方形。在纵向视觉上收到横向开张之势，使雕像显得饱满大气，而且与角棱呈对称错位。产生扭动的动态美。
以人与狮为例，其头部皆大体位于方形一个角棱的垂直延长线上，主题形象动态又从中心轴线上重心前倾，呈竖直角三角形，从而强化了动势，造成正面形象咄咄逼人的效果。在人与狮的动态结构上，人皆正面，狮头则在左顾右盼，静中含动，寓变化于平正之中。尽管狮头大于人头，由于人头独处于雕像最高点而取得夺目位置，狮头因与人身连接而相对削弱。在人的比例上，头为身长的1/3以下，只觉有趣，不显怪诞，民间造型强调大头而削弱腰肢比例，源于传统观念。“头者精明之主也”（《黄帝素问》）。“头者神所局，上圆像天（《春秋元命苞》）”。头部是传神的重心所在，夸张头部，意在营造一个视觉兴奋点，是对形象精神特征的主观强化。中国古代艺术形成体系，注重形而上的写意精神，不屑于斤斤摹仿自然，以人为本，追求“天人合一”的至境。由传统写意精神创造出的雅拙美，在东汉“说书俑”造型上，就已经展现出令人叫绝的风采。
石桩造型的“大同小异”，也是其艺术魅力的重要因素。桩体构成的的“大同”，是历史遗制的认同和社会的从众观念；桩顶雕饰的“小异”，则是宅主和雕工充分施展自由创造的空间。石桩最精彩和耐品位处，也就在人狮造型一家一个样，绝无雷同。民间艺术虽然有造型程式化，符号化特点，但绝不意味着千篇一律的复制。石桩造像姿态各异，精神殊趣，在个性化的形象上充盈着特定时代的世俗生活气息，仅从服饰特征即可证明其源于生活的个性化的活力。这一点难道对造型中陈陈相因的惰性，没有些许冲击力吗？
在造型上尤为称道之处是人与狮结构连接处所形成的模糊空间。这有别于西汉的兵马俑和唐三彩骑马俑。这两中俑造型结构人与马个个分明。石桩在这个空间上似乎不用功夫，其实最见心眼。这种在圆雕处理上的模糊性，恰如国画中最讲究的空白，“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笪重光《画荃》）。实处之妙，由虚处生。这种模糊性，使物象之间没有非此即彼的临界值。在团块相互扭结之处，形体过渡不即不离，不粘不脱，似是而非的朦胧意象给观者留下了想象的自由空间，雕像只所以显的浑然古朴，正是“大象无开”的匠心所在。这种模糊空间在西汉霍去病墓石雕“野人搏熊”的造型上，曾发挥的淋漓尽致。渭北“望桩”上又见传统久远的模糊空间处理，进一步证明了北方民间艺人顽强的传承关系和因时、因人制宜的创造才能。
“望桩”凝聚着一段民族融合史，仿佛曲折的诉说已经消逝了沉重与悲怆。在美的形式里，蕴含着民间的智慧，创造的伟力，发散着传统宗法，伦理、宗教、习俗的幽光。世俗的灵魂祈盼在神灵庇佑下永生，于是没有生命的石头被美化成生命显达安乐的象征。在坚挺的石桩上，隐藏着生命的脆弱；在华美的雕饰中，透露出人性的虚荣。
“但经春色还秋色，不觉杨家是李家。”物换星移，科学战胜了愚昧，望族沦落为百姓。随着社会价值观的改变，拴马的实用功能更多地取代了望柱的精神柱，但愿人们不要仅仅看作拴马桩。

栓马桩的收藏价值
而在知名收藏家、雅昌当代艺术交易版版主周安泽看来，在古代封建体系的背景下，拴马桩的出现不仅是古代北方农耕文化的一种体现，还是商旅活动带动下的一种文化延伸。他认为，拴马桩石雕在分布上主要归集为五个地方，即陕西西府、关中平原、陕北、山西晋南到晋中地区以及河南三门峡等地带。“从整体脉络上而言，拴马桩多集中出现在明清时期商道周边的区域，即现在的312国道陕西境内自韩城过黄河延伸至山西一带，陕西境内的分布基本沿着唐十八陵这条‘龙脉’，而关中地区的拴马桩不仅分布于‘龙脉’附近，并且顺着整条‘龙脉’延续，所以，大量出现拴马桩的地方多是人群聚集、商旅活动较为频繁之地，这也是商道文明的一种缩影。”周安泽表示，从个体而言，在陕西渭北地区尤其是澄城、合阳一带，家家户户都有拴马桩，马匹数量的多少亦是一个家族实力的印证。从精神层面而言，目前所看到的拴马桩多为狮桩或桩首为“胡人驯狮”的形象，而“石狮”自古便是一种可以辟邪、招财纳福的瑞兽，所以在科学不发达的封建体制下，家家户户门口栽立拴马桩也会起到纳福辟邪的作用。
从当前的史料记载以及古代艺术品的图案描绘来看，均可看出隋唐时期甚至更早之前就出现了拴马桩，但现存最早的石质拴马桩仅可追溯至元代，且数量极少。师小群介绍说：“造型丰富的拴马桩桩首，多来源于神话故事或外来文化因素中的人畜形象，主要以人与动物的组合为主。目前所见的拴马桩大部分为明代或清代中晚期，一般以狮子、猴子等动物造型居多，也有少量人与动物的组合造型。拴马桩一般为1.6米至3米高，桩首约0.25米至0.30米高，桩首为人或动物造型的石桩多有镂空之处以便于拴绳，其颈部有一周花纹类装饰，边角以方柱或者是多棱柱居多，结实耐用的同时，也防止牲畜擦伤。相比之下，拴马桩的根部打造得比较毛糙，是为了能够更稳固地埋入地底下。”
记者在观察西安美术学院的拴马桩时发现，其桩首有造型各异的，也有内容形态相似的，若要区分其年代和地域，还需要先了解其桩首造型特点。周安泽拥有丰富的寻访和研究经验，在谈及拴马桩石雕的造型特点时，他表示，研究拴马桩应该分区域去观察，再结合当地的风土人情，就能很容易区分出不同地域的拴马桩造型特点。“以狮桩为例，以西安为放射点，可见当地的狮桩形象‘古风’更强，狮口多为阔嘴方头，整体造型比较周正，大气、古拙且不失厚重；关中地区的明清狮桩，由于没有受到相邻地域文化太大的影响，因此，其造型更多参照和延续唐代帝陵石狮的特征；而宝鸡西府地区的狮桩与关中地区的很像，但在此基础上多了些民俗的味道，具有一种野趣。陕北地区的狮桩造型或许跟当地的石材、土质以及陕北高原人民的性格有关，其造型简练直接，朴拙原始，这种‘直来直去’的风格具有强烈的现代装饰味道。”相比之下，山西晋南到晋中一带的狮桩尺寸偏大，工艺也更加繁缛，整体造型相对而言比较圆润、讨巧，和晋商的某种气质相近。河南三门峡一带的狮桩更像一个文化延伸体，分别结合了山西和陕西狮桩的某些特点。
由此可见，古代社会生活中的拴马桩既是一件实用的器物，又具备装饰性和观赏性。除了常见的狮子以及“胡人驯狮”的形象，还有寿桃形桩、猴桩、宝珠桩、人物故事桩等造型，具有避邪、震慑及祥瑞等多种不同寓意，在封建体制下，这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状态以及他们对于美好希望的寄托。因此，不乏一些收藏爱好者将这些历经几百年风雨洗礼的拴马桩或桩首，陈设在庭院环境或家居空间里，为空间平添许多美感及灵气。当然，在专业领域，也涌现了不少雕刻艺术家、历史学家、民俗学家从各方来研究拴马桩石雕。
同其他古代石刻艺术品一样，拴马桩上也刻有一些纪年的铭文，但此类拴马桩并不多见。师小群说：“我们判断拴马桩的年代，一方面会根据其桩首的造型，另一方面便是其纪年的铭文，譬如碑林博物馆收藏的拴马桩中，其中纪年铭文的拴马桩有清代‘乾隆’‘道光’等年号，这种带有铭文的拴马桩石雕为我们在梳理其学术脉络提供了清晰的依据。”

作家贾平凹曾写过关于拴马桩的文章，为其悲鸣道：“没有我的时候是有马的时代，而今，在没有了马的时代，它留给了我们的是一根一根拴马的石桩，并成为城市里艺术的饰品。”显然，在伴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以及经济的飞速发展，当前的拴马桩石雕已无明显的实用价值，但我们不必为其悲鸣，因为作为古代石刻艺术品的拴马桩，在今天具备着丰富的艺术审美和研究价值。在周安泽看来，拴马桩石雕的研究价值主要是对当时农耕文化以及民风、民俗的反映，而现在更侧重于其艺术价值的研究。在很长时间内，拴马桩石雕的艺术价值虽然一度被大众所忽视，但它其具备一种“普世性”，生动的造型，精湛的雕刻，全部是以传统的审美方式来呈现，而这种呈现方式能够被大部分人所接受。“古人将栓系马匹的石桩都可以雕得如此丰富，不仅说明了他们对待艺术的态度和智慧，还反映出他们对生活和美的高度追求，但相比之下，这种对待艺术和生活的高度恰恰是我们当下社会所缺失的。”
拴马桩作为民间的物件，其存在多受地域的限制，因此，它的收藏情况跟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有关。据记者了解，目前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和西安美术学院是收藏拴马桩石雕数量较多的两个机构，据不完全统计，西安美术学院有3000多件，关中民俗博物院则有7000件，这也是目前收藏拴马桩石雕最多的民营博物馆。另外，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各有一两百件左右。
师小群介绍，20世纪80年代之前，陕西作为周秦汉唐的故都所在，当地出土的文物无论是什么年代的，其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均远超过拴马桩石雕，因此，这段时期的拴马桩石雕价值无疑是被人忽视的。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全国各地逐渐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古玩市场，人们开始关注、保护、收藏并研究拴马桩石雕。到了90年代，在这种全民收藏的热潮下，拴马桩石雕逐步受到重视，尤其在当下，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周安泽也认为当前的拴马桩石雕虽然已经具备一定的收藏群体，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艺术价值一直被忽视，也影响到了当前的市场价格。有着多年收藏经验的他表示，拴马桩石雕的收藏价格主要受四个方面影响，一是品相的完好性；二是尺寸的大小；三是石质的差异；四是工艺水平的高低，即艺术性的高低。“决定一件艺术品的收藏价值必须考虑这四个方面。目前来讲，以一件狮桩为例，若满足以上几点，其市场价一般是3.5万元至5万元，一件品相完好的双层桩（胡人驯兽桩），其市场价一般从10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而一些造型及内容特殊、存量稀少的石桩，其价格则更高。2000年左右，一些品相较好的单狮桩只有三五百元，双层桩也就七八百元左右，而普通一些的拴马桩石雕价格更为低廉。”
依照目前拴马桩的市场价格来看，这些石桩的价格十多年间翻了几十甚至上百倍。“但市场不会继续保持这么高的幅度来发展，因为在2010年至2012年时，整个收藏圈经历过一次高峰，2014年下半年市场开始有所回落，而当前的市场行情基本上就是对这些艺术品价值的真实体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流通在市场上的拴马桩石雕越来越少，相信其经济价格也会稳步上升。”周安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