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的玉石之路

玉石信仰
中国自古以来就崇玉。历史上的很多时候都有居住在昆仑山的西王母向黄帝或尧、舜觐献玉环等玉器的传说。《山海经》中记载了黄帝吃白玉膏以求长生的神话。《说文解字》作为中国重要的早期字书，它的分部、编排和取字，反映了东汉及其前代人对世界的一般经验和认识。《说文》“玉部”共收了 126 个字，作为认知的中介和文明的载体，“玉部”的汉字反映了华夏民族一种极为重要的思维认知——对美玉的崇拜。

精工玉石摆件

玉石作为大自然孕育的一种特殊物质，被古代先民寄托了某种期待和理想，具备了品格、神性和思想，成为形而上的精神符号。华夏文明产生、发展背后重要的动力就是玉石神话信仰。每种史前玉器形制都隐约潜含着某种神话观念，最初出现的玉玦、玉璜是这样，随后出现的玉璧、玉琮、玉璋、玉琥等，莫不如此。在周而复始、不断丰富的仪式中，先民的审美、道德、哲学、伦理等理念逐渐趋同，最终成为古老华夏文明中的文化因子，并深深地融入炎黄子孙的血脉中。

岫岩玉石王

丝绸之路与玉石之路
1877 年，李希霍芬在《中国》中首度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主要指公元前 114—127 年中国河间地区及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交通线路。实际上，比丝绸之路更早的玉石之路才是带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发生之路。
1966 年，日本宝石专家近山晶提出中国古代存在一条与丝绸之路并行的玉石之路。1994 年，臧振在《人文杂志》发表《“玉石之路”初探》，明确提出“玉石之路”概念并宣称玉石之路是丝绸之路的前身。1989 年，杨伯达注意到玉石之路的存在并在 2004 年提出了路网走向的新思路。2002 年，巫新华结合考古学和地理学资料对“玉石之路”在新疆地区进行溯源。近年来，叶舒宪在前人的基础上利用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出土文物及口传资料这“四重证据”，从文化人类学方法论的角度“重述神话”，以探寻华夏文明源流为目的和旨归，“重述”玉石之路的内涵，进而提出“玉帛之路”的概念。

米黄玉（大理石）牛摆件

古代玉帛
《穆天子传》中提到“束帛”和“玉璧”两种重要物品，二者是古代祭祀、会盟、朝聘等仪式所用的珍贵礼品。它们的结合正体现了崇尚“化干戈为玉帛”的华夏民族的核心价值理念。丝帛不但为中国使用，还传到西域、中亚、欧洲，成为中西大通道上物质交流中最重要的物品之一。但从全球范围看，比丝绸要早得多的跨地区国际贸易对象是玉石，以及由玉石资源开发所派生的金属矿石。正如叶舒宪先生指出的，“丝绸之路”说忽略了夏、商、周以来中原对西域重要战略资源的依附关系及玉石贸易通道，“在阿拉伯人和西方人眼中，这条连接着欧亚大陆两端的东西方大通道，当然就是‘丝绸之路’，但在中原人眼中，西去之路被称为‘玉路’才更为准确”。
考古成果证明，远在文字产生之前、距今大约 8000 年的兴隆洼文化时期，西辽河流域的先民就已经对玉石赋予了特定的文化功能，同时开启历时 4000 年之久的北玉南传的壮观历程。东玉西传的文化传播过程大约从距今 6000 年前开始，使得原本在东部沿海地区较流行的玉石神话信仰及其驱动的玉器生产，逐步进入中原地区，并通过中原王权的辐射性影响力进一步传到西部和西北地区，一直抵达河西走廊一带，以距今约 4000 年的齐家文化玉礼器体系为辉煌期，为夏商周三代中原王权建构奠定了文化认同的基石。
现有的考古材料证明，南至珠江流域、北到辽河流域、西至河西走廊、东到东海之滨都有玉璧、玉琮、玉璜等礼器出现。它们体现了玉石信仰和神话观念的传播过程，也证明了玉石之路的主体在中国，并且历史久远，影响巨大。

明清玉帽花

玉料资源和玉作坊
玉是地质运动的产物。中国古今的玉矿遍布全国，其矿点达 400多处。古代地理类史书《山海经》中所列矿物资源，出现“玉”字240 多次，加上各种玉石、玉器的别称，共计不下 300 次。《山海经》所记载产玉之山 259 座，其中 140 多座分布在西部。
根据《尚书·顾命》记载，周王庙陈设玉器分为夷玉、越玉和大玉三类，分别指东北玉、越地玉和华山玉，从而形成了夷、越、羌三个族系的玉器文化。结合近年的考古资料，可以大致勾勒出玉矿及新石器晚期至末期玉作坊的分布。

妇好墓玉器：玦形玉龙

夷玉
夷族系玉料来源主要有三种说法：第一种依据《尔雅·释地》中“东方之美者，有医无闾之珣玗琪”的记载，认为来源于牛河梁遗址附近的医巫闾山；第二种认为产地在辽宁岫岩；第三种认为在贝加尔湖地区。
越玉
越玉主要来源于长江流域。20 世纪 80 年代，首次发现位于沪宁杭长三角几何中心的溧阳梅岭玉矿就是越玉的产地之一。杨伯达在《中国和田玉玉文化叙要》中考证它就是《禹贡》中记载扬州所产的“瑶琨”。
据研究，溧阳梅岭玉矿区处天目山余脉的宜溧山地。梅岭玉中品质较佳的软玉与江苏武进寺墩、苏州吴中草鞋山等地出土的良渚文化部分玉器在材质上基本吻合。
2002 年 4—7 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良渚遗址群内塘山遗址（金村段）发掘时发现一处良渚文化晚期阶段的制玉作坊遗迹，出土大量石质制玉工具 400 余件，玉料、残玉器等玉质遗物 100 余件，相当部分玉残件可辨琮、璧、钺、镯、锥形器等。研究发现，该批玉器的玉料或来自梅岭玉矿。
2017—2019 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德清博物馆对浙江省德清县史前制玉作坊遗址中的中初鸣遗址进行了系统的勘探和发掘，考古人员认为，这是良渚文化时期规模较大的玉作坊群，而其玉料主要也来自梅岭玉矿。
大玉
大玉主要指西北玉料。《山海经》《尚书·禹贡》《管子》《穆天子传》等文献资料都有相关记录。近年来，考古学家、文化学者发现在甘肃武山、积石山、马衔山、祁连山等地都有玉矿或玉作坊的遗存。2011 年以来，又在河西走廊西部连续发现和考察发掘出马鬃山河盐湖径保尔、寒窑子和敦煌旱峡三处重要玉矿和玉作坊遗址。
西北玉料中的祁连山玉主要在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和海藏寺遗址。1983—1985 年，考古人员在武威海藏公园湖底及海藏寺东侧海藏河岸发现一批齐家文化玉器、玉料、石器等，该遗址因此被认为是一处齐家文化玉石器的加工作坊遗址。
玉石之路与玉文化传播
“海洋—长江道”：最早的玉石之路
苏秉琦先生早在 1992 年就根据查海、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玉器提出“万年文明启步”的观点。黑龙江省饶河小南山遗址出土了距今9200—8600 年的璧（饰）、玦、管、珠类玉器，证明中国的玉文化始于今天的东北地区。郭大顺先生在 1996 年发表《玉器的起源与渔猎文化》，认为玉器起源与东北的渔猎文化有关。此外，贝加尔湖发现更早的玉器资料和研究成果表明，可能有一条由贝加尔湖到东北，再沿海岸南下的玉器传播路线。
中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这不仅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而且对海上交通的开拓，都是十分有利的。吴汝祚在《中国沿海史前文化的交往和海上交通》中考证，早在史前时期，沿海居民先从海滨采集贝壳类软体动物发展为海上捕鱼，然后逐渐发展为对海上交通的开拓。1982 年，1 件陶釜在渤海湾庙岛群岛大竹山附近海域被打捞起来，其与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第四期或崧泽文化陶釜相类同，或可说明长江下游与渤海湾之间早在五六千年前就有交流。
而以玉玦饰为代表的玉器交流，比这更早，范围更大。东亚地区出土玦饰的遗址已超过千处。据邓聪等学者研究，8000 多年前原生玦饰玉文化在辽海一带形成；距今 8000—7000 年，玦饰范围已突破辽海地区进入朝鲜半岛、河海平原及山东丘陵一带；距今 7000—6000 年，玦饰次生集团向南已扩散到长江中下游，又向北越过三江平原与俄罗斯滨海地区，跨过日本海，直接渗透至日本列岛。玉玦饰文化于距今大约 7000 年在浙江河姆渡登陆，然后溯流而上，一直传播到长江中游地区以重庆为中心的大溪文化。可以说，从辽海地区通过海岸线与长江下游地区的“海洋道”是最早并且具有国际影响的玉石之路。

汉代玉雕说唱舞人俑

“长江道”是“海洋道”的进一步延伸。玉文化的交流与发展经过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时期的大发展，到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时期达到高潮，这个过程中也深刻影响到屈家岭文化、薛家岗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一直到四川三星堆、金沙文化，“长江道”依然是成都平原与中原地区交流的重要通道之一。
汉江作为长江的重要支流，也是一条重要的文化走廊。汉江发源于秦岭，从西北向东南，在武汉龙王庙汇入长江，汉中盆地的陕西南郑龙岗寺遗址在仰韶早期就出土一批重要玉器。湖北钟祥、六合及石家河遗址等后石家河文化群也由汉江哺育。十堰地区的绿松石矿物沿此道进入江汉平原，然后向北进入河南、山东。
中南部玉石之路
兴隆洼文化时期，东北亚地区的玉文化通过蒙古高原东部边缘和渤海之间的狭长走廊南下。河北省易县北福地遗址出土了七八千年前磁山文化时期的玉玦、小玉匕等玉器，数量很少。就目前的考古资料研究认为，磁山文化不具备采集玉料和制作玉器的条件，这批玉器可能来自兴隆洼文化区。

古玉器：玉龙形饰

此外，兴隆洼文化玉器还与江淮东部的顺山集文化玉器、跨湖桥文化玉器、河姆渡文化玉器及环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玉器等存在某种联系。包括山东全省、苏皖两省北部、豫东、冀东南及辽东半岛南部在内广大地区的海岱地区，其史前时期玉料有部分是通过贸易或交换等手段从其他地区获取的。因此，海岱地区在兴隆洼文化与江淮、环太湖地区文化的交流中作为重要中转站发挥了巨大作用。
研究表明，红山文化时期可能存在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交换的商人阶层，海岱地区至迟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也出现了专门从事玉料交换或贸易的商人阶层。因此，海岱地区的玉文化在龙山文化时期开始逆黄河而上，向西发展进入山西、河南和陕西，最后到达甘青地区，成为齐家文化玉器形成的主要驱动力。与此同时，良渚文化玉器向南传播至岭南珠江三角洲一带，向北到达晋南、陕北等地区。
“黄河—绿洲道”：神话中的玉石之路
长期以来，中国玉文化进入黄河流域的时间被认为大概在龙山文化时期，即距今 4000 年前后。近些年，仰韶文化玉器逐渐引起考古学家和玉文化研究者的注意。叶舒宪研究认为，中原地区玉文化起源的第一个时代以“玄玉”为基本特色，其肇始时间在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上限，即距今约5500年，下限暂定在龙山文化晚期，即距今约4000年。

古玉器：曲体玉龙

距今 4000 年前后，中原地区基于对西北透闪石玉料的需求，以渭河及其支流为主体，开辟了西玉东运的玉石之路，其最大的特征是，黄河与穿行在高原、绿洲、草原、沙漠之间的陆路交织形成交通路网，将马衔山及河西走廊的三处玉矿开采的玉料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中原地区。齐家文化是在西玉东输和东玉西传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也是以玄玉为特色的仰韶文化西传余续在黄河中上游地区传播、发展，并与青铜文化相互融合后最终形成的，其玉礼器体系对华夏文明玉礼
器体系的产生起到了奠基作用。
齐家文化广泛地分布于甘青地区及陕西的部分地区。这一地区位于黄河上游，自古就被视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其东侧是中原王朝核心区，西部是透闪石玉矿分布区。中亚、西域到河西走廊都属于内陆河区域，历史上文化之发生、发展相对而言自成系统，是黄河把广袤的内陆河文明区与外流区联结起来，让华夏民族与外界有了交流互动。
黄河贯通青藏高原、大西北及东部地区，运输的重要物质主要是玉石。人们曾长期认为中原地区玉料的重要来源地在今昆仑山一带，而河西走廊乃至甘肃是“西玉东输”的天然通道和中介区。祁连山、马衔山、积石山、武山、马鬃山、三危山等重要玉矿和玉作坊遗址的考古发现，对揭示玉文化在中原与西部的交流互动提供了坚实证据。如敦煌东南的三危山玉料除了向河西走廊输入，还向南穿越野马南山，进入羌中道，输送到甘青地区或者更远的南方；甘肃马鬃山玉料除了输送进河西走廊，还通过居延海向东穿越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再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进入中原。
经科学检测分析，山西下靳墓地玉器原料来自敦煌旱峡玉矿，这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能够证明河西走廊与中原地区存在“玉石之路”的科学证据。
“藏彝玉廊”
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于 1980 年提出的一个“历史—民族”区域概念，自古以来就是众多民族南来北往、繁衍迁徙和沟通交流的重要廊道。文献记载内容和考古发掘成果表明，在构成藏彝走廊的六条南北流向的大河水系中，岷江上游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四川西北岷江上游的茂县营盘山遗址距今 5300—4600 年，与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大约为同时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营盘山遗址考古现场领队陈剑认为，川西彩陶有来自仰韶庙底沟文化及马家窑文化的影响。三星堆考古出土的相关玉器、青铜器也证明，有南北向的玉石之路从西北地区通往四川盆地。因此，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交流，经由汉中、陇蜀之间的道路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途径。
夏王朝覆灭后，牙璋从中原核心地区向四方传播，其中通过汉中道和陇蜀道向南传播到达成都平原、东南地区、珠江三角洲及北部湾，甚至是越南北部一带。因此，也可以将这条传播玉文化的文化走廊称为“藏彝玉廊”。
随枣走廊和夏道
随枣走廊位于长江中游的大洪山与桐柏山之间，北接南阳盆地和夏道，贯通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文化。
随枣走廊中的枣阳雕龙碑遗址文化层分属仰韶文化、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随枣走廊中的保康穆林头遗址考古发掘出屈家岭文化时期的玉钺、玉牙璧和玉珠等。其中，玉牙璧源于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兴盛于龙山文化时期，可证两地交流的历史至迟始于屈家岭文化时期。石家河遗址群坐落于江汉平原北部与大洪山余脉结合部，玉神像、玉虎、玉凤等玉器及绿松石器除了通过随枣走廊、南阳盆地及夏道与中原或海岱地区交流，也通过汉江与四川盆地和汉中、关中往来。

桂林鸡血玉原石摆件

夏道指南阳盆地从东北进入中原的要道，据说是夏朝时开拓，因此又称方城夏道。南阳盆地南面为大巴山余脉—武当山、荆山及大洪山，西侧为秦岭和大巴山两山东段，北面为伏牛山，东侧为桐柏山西段，处在中国地理第二台阶与第三台阶交会处和南方与北方的分界点，也是中原地区进入两湖，进而南抵两广、东下江南、西进巴蜀的主要通道。
河南南阳黄山玉作坊遗址持续存在了近 3000 年，文化层有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甚至还有石家河文化。黄山遗址在仰韶文化晚期和屈家岭文化时期就是一处集加工、交流玉石器为主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韩斝研究发现，夏商之前南阳独山玉分布范围在仰韶、龙山文化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玉石器传播范围已超出南阳盆地，向东北传播到今安阳、郑州的一些区域，向南到江汉平原。笔者认为，其传播可能与夏道有关。
黄河流域的洛阳宜阳苏羊遗址出土的器物除了带有仰韶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因素，甚至还有红山文化特征。这些考古成果证明“方城夏道”的使用时间和辐射范围要更为广阔，大致与北方和西北的仰韶文化、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东部地区的海岱文化、南方的长江中游文化、西边的三星堆—金沙文化都有联系。史前人类最初依山傍水开拓文明，发展交通，但在水系与山系之间也开发出了“旱路”，其中代表就是广义的“夏道”，以及在洛阳与西北“黄河—绿洲道”衔接的玉石之路。
湖北盘龙城遗址反映了商代中原文化向南扩张、在长江流域形成中心城市的社会景象。考古证明夏商王朝的政治版图到达长江流域，随枣走廊和夏道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两周时期周人通过夏道、南阳盆地及随枣走廊南下和控制汉江地区，这条路线同时也是楚人东出北进的交通要道。
玉石之路与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
玉文化发展历时近万年，是华夏文明核心价值的体现。考古学家苏秉琦将万年以内中国人口密集地区划分为相对稳定的六大文化区系：北方新石器文化、东方新石器文化、中原新石器文化、东南地区新石器文化、西南地区新石器文化、南方新石器文化。尽管它们各有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但都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对玉器的崇拜。
季羡林说：“如果用一种物质代表中华文化，那就是玉。”费孝通也曾用“玉魂国魄”来概括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
玉华帛彩、玉根国脉、玉成中国。牟永抗、吴汝祚等先生在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时提出中国“玉器时代”之说，郭大顺、叶舒宪等先生对此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史前玉文化与玉石之路在华夏文明“连绵不断”和“多元一体”的发展中具有突出贡献。玉石之路也是带有中华文明起源自身道路与特点的文明发生之路。汉代张骞“凿空”而成的丝绸之路的重要基础就是包括玉石之路在内的史前交通大动脉，甚至如今的国道、铁路，也因为地理特征的原因，有着相同的路线走向。因此可以说，玉石之路不但通古达今，还指向未来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