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唱赞法器的敲法

佛教唱赞法器的敲法
木鱼
古代的木鱼又称木鱼鼓、鱼鼓或鱼版，其形状、用法均与后世不同。
在《敕修百丈清规》卷八<法器章>木鱼条中说：“斋粥二时长击二通，普请僧众长击一通，普请行者二通。”由此可知，古代的木鱼主要用来做为集合僧众的讯号。

敲打法器木鱼图片

至于为何而作鱼形，《释氏要览》中说：“今寺院木鱼，盖古人不可以木朴击之，故创鱼象也。又必取张华相鱼之名，或取鲸鱼一击蒲牢为之大鸣也。”《敕修百丈清规》中说，作鱼形是昼夜精进义：“相传云，鱼昼夜常醒，刻木象形击之，所以警昏惰也。”
关于木鱼的起源，日本，成寻在《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三<宋神宗熙宁五年八月八日>条中记载：“实性院本名清泰寺，中有传大士像供人礼拜烧香。院主长老谓诸寺打木鱼鼓召集行者，乃源于传大士。往昔，大士觅头陀于嵩山时尝打鱼鼓，头陀即应鼓声而来。其后，天下大小寺院以木鱼鼓集合大众。”
也有认为木鱼是隋代沙门志林所造，史料并无记载。此外《增修教苑清规》卷下<法器门>木鱼条又有另一个传说：有一名僧人违犯其师教诲，毁坛戒法，不但堕入鱼身受恶报，而且背上还长了一棵树，风涛摇摆时，皮肉更加苦痛。其师渡海时，大鱼遂作巨风浪而说：“往昔你不教导我，以致令我堕鱼报，今欲报此怨。”其师问他：“汝名什么？”鱼回答后。其师令忏悔，又为其设水陆追拔法会。后于夜梦间，大鱼自称已脱鱼身，可将其背上之树木供养寺众，以亲近三宝。其师后果然见至鱼尸背之大树，即刻成鱼形，悬挂警众。
关于木鱼的由来，也有另一个传说。玄奘大师的《指归曲》中记载：玄奘大师自天竺归，途经蜀道时，巧遇一长者。此长者丧妻，有儿甫三岁，其后母恶之，趁长长出猎时，从楼上将孩儿掷入水中。长者哀其子故，为其设斋供僧。此时适遇玄奘大师到来，长者欢喜迎请第一座，然而玄奘大师却不食。并告诉长者：“我长途跋涉，非常疲劳，希望能得鱼肉吃之。”在场者闻言皆大惊，长者欲出买鱼，玄奘又嘱咐他：“一定要大鱼才好。”长者于是买回一条大鱼，才割开鱼腹，就见到自己的孩儿在鱼腹中啼哭：所没之儿啼在鱼腹中，长者大欣欢。玄奘大师说：“这是此儿夙世持不杀戒果教，所以现今虽被鱼吞，却得不死。”长者问：“如何报鱼恩？”玄奘大师告曰：“以木雕成鱼形，悬之于佛寺，于斋时击之，可以报鱼德。”即今之木鱼是也。
至于现今诵经、礼佛时所使用，头尾相接的团圆形木鱼，可能是明代的产物。明·王析《三才图会》中说：“木鱼，刻木为鱼形，空其中，敲之有声。（中略）今释氏之赞、梵呗皆用之。”并绘图说明。《禅林象器笺》<呗器门>也说：“按图会木鱼图，鱼头尾自相接，其形团栾。今清国僧称木鱼者，作龙二首一身，鳞背两口相接，衔一枚之形，亦空肚团栾。盖与图会木鱼同，讽唱时专敲之以成节。”
其中所谓改鱼身作龙头，可能是取《群籍一览》卷上所载刘斧《摭遗》所谓“鱼可化龙，凡可入圣”之义。
一般，木鱼都是横穿腹部中央，作中空的团栾形，头部、鳞甲、龙珠等多隈以黑漆，押上金箔，其它部分则涂以朱红；安于小布团上，以包皮的木槌敲击腹部中央。至于体积大小，普通是径一尺乃至六尺，较小的则有三寸乃至五寸等。
木鱼又称鱼鼓，在《雪峰存禅师录》中有一首<咏鱼鼓颂>，对木鱼有生动的描述：“我暂作鱼鼓，悬头为众苦，师僧吃茶饭，拈槌打我肚。身虽披鳞甲，心中一物无，鸬鹚横溪望，我誓不入湖。”又说：“可怜鱼鼓子，天生从地养，粥饭不能飧，空肚作声响。时时惊僧睡，懒者烦恼长，住持闹喧喧，不如打游漾。”此中将木鱼警策大众的意味，以有趣的方式呈现出来。
钟
寺院为报时，集合大众时而敲击的法器。其形制有梵钟及半钟二种。
梵钟又称大钟、约钟、撞钟、洪钟、鲸钟、蒲牢、华鲸、华钟、巨钟。多属青铜制，少数为铁制，一般高约一五Ｏ公分、直径约六十公分，形式是上端成雕成龙头的钩手，下端有相对的二个莲华形撞座，称为八叶，撞座以下称草间，下缘称驹爪；以上则分池间、乳间二部分，且乳间有小突起物并列环绕，又连结撞座呈直角交叉的条带称为袈裟举，又名六道，另外，钩手傍有呈圆筒状的筒插通内部。此类钟多悬于钟楼，作为召集大众时或早晚报时之用。
《敕修百丈清规·圣节》中说呜大钟为召集大众上殿及警觉睡眠：“鸣大钟及僧堂前钟集众，列殿上，向佛排立。”又<法器章>中说：“大钟，丛林号令资始也。晓击则破长夜，警睡眠；暮击则觉昏衢，疏冥昧。引杵宜缓，扬声欲长，凡三通，各三十六下，总一百八下，起止三下稍紧。”
而在叩钟时，如果能观想觉悟一切众生，则获利更大。文中又说：“鸣钟行者，想念偈云：‘愿此钟声超法界，铁围幽暗悉皆闻，闻尘清净证圆通，一切众生成正觉。’仍称观世音菩萨名号，随号扣击，其利甚大。”
其所发之音或称鲸音。又后世多在其表面平滑处刻铭。
在《增一阿含经》中说，若打钟时，一切恶道诸苦，并得止息。在《付法藏传》卷五中记载：“古月支国王，因为与安息国战争，杀人九亿。因为恶报的缘故，死后化为千头大鱼，顶上有剑轮绕身砍头。可是随砍立即又出生，极痛难忍。於是前往请求罗汉僧长（常）击钟声，以止息其苦。”
《续高僧传·释智兴传》中有一个故事：有一亡者讬梦予其妻说：“我不幸病死，生于地狱，赖蒙禅定寺僧智兴鸣钟，响震地狱，同受苦者一时解脱。”有人就问智兴：“为何鸣钟能有如此感应？”
智兴回答：“我并无特别的神术。只是见《付法藏传》中说罽贼吒王剑轮止停之事，及《增一阿含》中钟声功德，敬慎遵行，苦力行践之。我每次呜钟之始，皆祈愿诸贤圣同入道场，然后三下；将欲长打，如先致敬，愿诸恶趣，听闻此钟声，俱时得离苦。如此愿行，心志恒常敬奉而修力，或许是如此而有感应吧！”
半钟又称唤钟、小钟，多以真鍮（黄铜）铸造，通常高约六十至八十公分，乃吊於佛堂内之一隅，因其用途系为普告法会等行事之开始，故亦称行事钟。
寺院大钟之制源自印度，然钟在该地系称犍稚（ghauta），如《增一阿含经》卷二十四中说：“阿难（中略）即升讲堂，手持犍稚并作是说：我今击此如来信鼓，诸有如来弟子众者尽当普集。”此有木、石、铜制之别，雕刻极为精美，多悬于钟台。
在中国，黄帝时即有工匠垂铸钟，原系祭祀、宴享的乐器，如西周有所谓的“编钟”。到佛教传入后，始成寺院中的法器。此物多为青铜制，外形朴素，常刻有铭文，且自六朝时代起多挂在钟楼。如《广弘明集》卷二十八列有大周二教钟铭（北周·天和五年武帝制）、大唐兴善寺钟铭、京都西明寺钟铭（康·麟德二年造）等。又，苏州寒山寺之钟，因唐·张继<枫桥夜泊>诗而闻名于世。另据日僧圆仁之《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所载，五台山的钟楼谷乃是文殊菩萨一度示现金钟宝楼之处。
朝鲜自古亦有梵钟，然其制稍异，无袈裟（左礻右舉）。其中，新罗·惠恭王七年（公元七七一年）所铸造的泰德寺钟，现今悬于庆州南门外的钟楼。
日本的梵钟深受中国、朝鲜的影响。其被列为国宝的寺钟之中，有不少即来自此二国。
有关鸣钟之法，依宗派、地方而异，但通常是以三鸣钟为始，以二鸣连续作终。又，鸣钟的次数以十八声为常例，亦有三十六声、一Ｏ八声。其中，对于鸣一Ｏ八声之原因，或谓是对应十二月、二十四气、七十二候之数。或谓可使百八烦恼清醒觉，故佛教称为“百八钟”。
除此之外，不同的钟代表不同的讯号，如“殿钟”，即佛殿钟也，在《敕修百丈清规·楞严会》中说：“鸣大钟、僧堂钟、殿钟、住持至佛前烧香。”又<法器章>中说：“殿钟，住持朝暮行香时鸣七下。凡集众上殿，必与僧堂钟相应接击之，知殿主之。”可知殿钟是集合大众上殿之讯号。
另有“僧堂钟”，《禅林象器笺》中说：“僧堂前钟，其制稍小，或单称堂前钟。”
《敕修百丈清规·请立僧首座》中记载：“堂司行者鸣僧堂钟，大众同送归寮。”又<法器章>中说：“僧堂钟，凡集众则击之。遇住持每赴众入堂时，鸣七下。斋粥下堂时、放参时、旦望巡堂吃茶下床时，各三下。住持或不赴堂，或在假则不鸣。堂前念诵时，念佛一声，轻鸣一下，末叠一下，堂司主之。”
还有“入堂钟”，《禅林象器笺》<呗器门>中说：“堂者，僧堂也，斋时大众入僧堂时，鸣大钟十八下，谓之入堂钟。”可见此为大众入僧堂之讯号。
《永平清规·赴粥饭法》中说入堂钟也入斋堂之讯号：“粥时，开静已后；斋时，三鼓已前，先于食位就坐。斋时，三鼓之后，鸣大钟者报斋时也。城隍先斋钟，山林先三鼓。此时若面壁打坐者，须转身正面而坐。若在堂外者，即须息务洗手令净，具威仪赴堂。次鸣板三会，大众一时入堂。”
大鼓
大鼓（梵名dundubhi）乐器名。打击乐器的一种，又作太鼓。即在中空的木制圆筒上张皮，以供打击的乐器。在佛教古来被做为敲打集众之用。
在《有部目得迦》卷八中说：“六大都城诸苾宣等，咸悉来集，人众既多，遂失时候。佛言：应打犍稚。虽打犍稚，众闹不闻。佛言：应击大鼓。”
此外，鼓也用来做为警示之用。在《大唐西域记》卷十二<瞿萨旦那国>中说：“以此大鼓，悬城东南，若有寇至，鼓先声震，河水遂流，至今利用。”中亚地区也将大鼓列为主要乐器之一，二十世纪考古学家在克孜尔（Kizil Piaunhohle）窟中的佛陀降魔图壁画，即描绘一魔军身大鼓，从后方击之迫佛的情景。
我国古代亦将在鼓用于仪式、舞乐与军阵中。唐代以降，禅林普遍使用大鼓。《敕修百丈清规》卷下，有“法鼓”、“茶鼓”、“斋鼓”、“更鼓”、“浴鼓”等多种。其中，法鼓是在住持上堂、小参、普说、入室时击之。上堂时击三通，小参时击一通，普说时击五下，入室时击三下，皆当缓击。茶鼓是在祖忌献茶汤时，长击一通，由侍司主之。斋鼓悬于库司之前，于斋时击三通。更鼓是由库司主之，早晚平击三通，其馀随更次击之。浴鼓是在浴时击四通，由知浴主之。
鼓的材料，初期有金（金属）、玉、木、石等种种制品。一直到现代，则多已改用木料和牛、马、猪皮等制造。用金属制造的叫“钲鼓”，用石料制造的叫“石鼓”，兽皮制成的称为“皮鼓”。
近世佛寺中所用的鼓，其状多为矮桶式，大型鼓多半悬挂在鼓楼中，或大雄宝殿的檐角下。中、小型的鼓，则配以吊钟，架放在鼓架上，以备赞诵唱唸之用。手鼓则于离位行进时执持敲用。
磬为铜制钵形的法器，敷褥而安放于一定之台上，以桴敲击。又称作鏧子或鏧，于法会或课诵时，作为起止之节。《中止竺舍卫国祇洹寺图经》卷下<佛衣服院>条云：“有一铜磬可受五升，磬子四边悉黄金，镂作过去佛弟子，又鼻上以紫磨金为九龙形。背上立天人像，执玉槌用击磬，闻三千世界。”
由此可知，古代印度祇洹精舍之一院已设有铜磬。
在我国宋代以后，磬多被用于禅林中，《敕修百丈清规》卷八<法器章>中说：“磬，大磬早暮住持知事行香时，大众看诵经咒时，直殿者鸣之；唱衣时维那鸣之；行者披剃时作梵睹梨鸣之。”又，同书卷五<大众章>“沙弥得度”条云：“作梵闇梨鸣大磬作梵。”现今则普及于一般寺院，各寺佛殿中均安置之，是早晚课诵、法会读经或作法时不可或缺的法器。磬有大、小之分。一般安于佛殿之大磬，口径多在一尺到二尺间。
引磬
引磬为寺院中所使用的打击乐器，又称手磬。形似酒盅，直径约七厘米，形状与仰钵形坐磬相同。置于一根木柄上端，木柄长约三十五厘米，用细长铜棍敲击。
《禅林象器笺》<呗器门>中说：“小磬，如桃大，底有窍贯绪，连缚小竹枝为柄，以小铁桴击之。名为引磬，盖因导引众故名。”
引磬之名，见于《敕修百丈清规》卷二<达磨忌条>：“行者鸣手磬，维那出班。”同书卷八<法器章>中说：“小手磬，堂司行者常随身，遇众讽鸣之，为起止之节。”
在《水浒传》中亦记载以引磬领众的情形：“宋江参五台山智真长老，鸣钟击鼓，合寺众僧都披袈娑坐具到于法堂中坐下，宋江、鲁智深并众头领立于两边，引磬响处，两碗红纱灯笼引长上升法座。”
《敕修百丈清规·沙弥得度》亦记载：“引请收坐具起，鸣手磬，引剃头人入堂。”又在同书中<亡僧>中也记载僧众讽诵经咒时，以引磬领众唱念之事：“斋粥，殿堂讽经罢及放参罢，堂司行者即鸣手磬前引，首座领众至龛前，住持烧香毕，维那举大悲咒。”
铜钹
钹又作铜钹、铜钹子、或铜钵子、亦称铜盘、铙钹等。用响铜所造，其形如圆盘，中央隆起如丸状，中心穿一小孔，系以布缕，两片互击而鸣奏之。
在杜氏《通典》中说：“铜钹亦谓之铜盘，出西戎及南蛮，其圆数寸，隐起如浮沤，贯之以韦，相击以和乐也。南蛮国大者，国数尺，或谓齐穆王素所造。”
《文献通考》中也记载：“铜钹亦谓之铜盘，本南齐穆王素所造，其圆数寸，中间隆起如浮沤，出西戎、南蛮、扶南、高昌、疏勒之国。大者圆数尺，以韦贯之，相击以和乐。唐之燕乐、清曲，有铜钹相和和之乐，今浮屠氏清曲用之，盖出于夷音。然有正与和，其大小清浊之辨欤。”
在佛教中，铜钹为伎乐供养具之一。经律中有多处记载，如《佛本行集经》卷十四中说：“一千之铜钹，一千之具萧，昼夜不绝于宫内。”描述宫中荣华的景象；而在《摩诃僧祇律》卷三三中则说与铙相同，为伎儿使用乐器之一种，也可视为娱乐用的打击乐器。
在《敕修清规·法器章类》说到铜钹使用的时机：“铙钹，凡维那揖住持、两序出班上香时，藏殿祝赞转轮时，行者鸣之。遇迎引送亡时，行者披剃，大众行道，接新住持入院时，皆鸣之。”
《大宋僧史略》卷下<结社法集>的项目亦说：“初集鸣铙钹，唱佛歌赞，众人唸佛行道。”即说明铜钹亦运用在众人集合行事时鸣之。
戒尺
戒尺为法器之一，或单称尺，即在举行归依、剃度、传戒、说法等法会时，用以警觉大众或安定法会秩序的法具。
《敕修百丈清规》卷五<大众章>沙弥得度条下中说：“设戒师座几与住持分手，几上安香烛、手炉、戒尺。”《禅林象器笺》<呗器门>云：“受戒专用之，故得戒尺之称。”
其中并提及戒尺的尺寸：“其戒尺在下者，长七寸六分，厚六分，阔一寸一分馀，下面四边有缕面；在上者长七寸四分，厚五分馀，阔一寸，上面四边有缕面。上木正中竖安木纽，钮长二寸五分，高七分，把钮击之。”
戒尺系由两小构成，一仰一俯，仰者在下，稍大。使用时，取上者拟击下者而鸣之。又，一说戒尺为界尺，然据《禅林象器笺》<器物门>所载，界尺为资身细器之一，系用以画界或镇纸幅，与戒尺之用处不同。
犍稚
犍稚（梵文ghanta）为寺院报时之器具。又作犍稚、犍迟、犍地、犍抵、犍植、犍槌、犍锤。在《玄应音义》卷一中说：“犍稚，直追反，经中或作犍迟。案梵本臂吒犍稚，臂吒此云打，犍稚此云所打之木。或檀，或桐，此无正翻。以彼无钟磬故也。但椎、稚相滥，所以为误已久也。”又，据诸经律所译，或作板，或作鼓、铃、铎等，所用名称一。
关于犍稚的倡设缘起，依《五分律》卷十八所记载，在佛陀时代，有一次僧团布萨时，未能及时集合，乃至荒废坐禅行道。时，佛陀乃教示须唱言时至，并敲打犍稚，或击鼓、吹螺集合大众。
犍稚本为木制，如后世所谓的“板”。在《五分律》卷十八中说：“诸比丘不知以何木作犍稚，以是白佛。佛言：除漆树毒树，馀木鸣者听作。”而《大智度论》卷二中说：大迦叶尊老往须弥山顶，挝铜犍稚。依此可知，后世亦用铜制犍稚。此外，《大比丘三千威仪》卷下中说有五事须打犍稚，此五事即中说有：“一者常会时，二者旦食时，三者昼饭时，四者暮投盘时，五者一切无常。”关于其打法，《四分律疏饰宗记》卷八中说：“创疏而轻，渐急而重，将欲了时渐细渐没，名为一通，如是至三，名日三通。于最后通声没之次，大打三下，或二或一，以表声绝。”
云版
云版是禅林中为众僧报粥饭时间所击打之器具。以其铸为云形，或于平版上镂刻云形花纹，故称为云版，又称作云板或大版。
《禅林象器笺》<呗器门>中说：“云章曰：版形铸作云样，故云云版。（中略）俗事考云：宋太祖以鼓多惊寝，遂易以铁磬，此更鼓之变也，或谓之钲，即今之云板也。”
云版挂在斋堂前，因于粥（朝食，即早饭）、斋（昼食，即午饭）之前连打三十六响，故称长版。又以当时之众僧可取下钵孟以集合，故长版又作下钵版。
日本江户时代的《洞上僧堂清规考订别录》上该载：“于粥饭已热而熄火时敲响三下，因而名为火版。因于斋粥时长打，又称长版，均针对用途而命名。”如此举出依照用途所取之名。据铭记的记述，又称打版、打饭、斋板、板钟等。
云版由青铜或常所制。形式原则上为云形，上部有悬挂用的洞乳，中央偏下有撞座，分为两面式与片面式，细部有若干差异，形式十数种。
佛教法器
法器是作法事时使用的器物。藏传佛教的法器类繁多，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这些法器大体可以分为礼敬、称赞、供养、持验、护魔、劝导六大类。袈裟、项珠、哈达等属于礼敬类；钟、鼓、骨笛、海螺、六弦琴、大号等属于称赞类；塔、坛城、八宝、七政、供台、华盖等属于供养类；念珠、木鱼、金刚杵、灌顶壶、嘎巴拉碗等属于持验类；护身佛、秘密符印等属于护魔类；刻有或者写有六字真言的玛尼轮、转经筒和幢、石等属于劝导类。每件法器都有其不同的宗教含义，有的法器兼有数种用途。
藏传佛教法器大多以金、银、铜铸造为主，兼有木雕、骨雕、象牙雕、石雕、海贝壳雕以及布、丝织、锦缎等面料制品。其质材各异，造型奇特，制作构思巧妙，数量巨大，是西藏佛教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藏传佛教的兴起，公元7世纪西藏出现了金铜佛造像和合金佛塔，以及油灯和供水杯等少数种类的法器。公元8世纪中叶，吐蕃王朝第五代赞普赤松德赞时期，曾遣使赴克什米尔、天竺等国迎请了寂护和莲花生大师进藏传教弘法，修建了西藏第一座古刹桑耶寺，对于推动佛教西藏化起了积极的作用。金刚铃、杵等部分密宗法器，伴随着神秘的作法仪轨在桑耶寺首次面世。公元842年，吐蕃末代赞普郎达玛大规模灭佛，西藏的佛教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从松赞干布到郎达玛灭佛的时期被称为藏传佛教的前弘期，这个时期存世的宗教用具已很少见。吐蕃时期可以称为是藏传佛教法器的滥觞期。
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初，正是藏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与此同时，佛教再度在西藏兴起，并紧紧依附于割据一方的封建势力。13世纪至15世纪是藏族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相继产生了大小二十几个不同的教派和教派支系，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夏鲁派、格鲁派等。寺院建筑和佛教艺术有长足的发展，外来与本地仿造的宗教用具逐渐增多，工艺技法臻于完善。这个时期有不少著名的法器传世，元世祖忽必烈赐给八思巴的法螺，是萨迦寺最为珍贵的文物之一。西藏的一些著名寺院如萨迦寺和夏鲁寺等寺院内，出现了大量宫廷制造的僧帽壶和香炉等法器。藏传佛教再次出现勃勃生机，藏传佛教法器也逐步走向繁荣。明代政府继续了元代政府扶持西藏宗教发展的方针，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往来密切。宫廷中根据藏传佛教的需要，制作了大量的密宗造像赐予西藏；同时，西藏也有许多精美的造像进贡给明朝政府。西藏佛教法器在明代继续得到发展。
五世达赖喇嘛以后，西藏的寺院建筑和佛教艺术发展进入鼎盛时期。不论是巍峨的依山式宫殿建筑、巧夺天工的园林设计、雕饰华丽的灵塔，还是精美的造像、法器、壁画、唐卡，都令人叹为观止。清代皇家崇奉藏传佛教，乾隆以来西藏大量的佛像及法器进贡宫廷，北京故宫博物院至今珍藏着大量的藏传佛教文物。同时，清宫廷也不断将其制作或者收藏的宗教品赐给西藏，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等地都收藏了很多青花僧帽壶、珐琅彩沐浴瓶和净瓶等宫廷施予的法器，西藏和中原王朝皇室之间这种频繁的宗教往来，密切了西藏与祖国大家庭之间的联系。藏传佛教提倡显、密共修，先显后密，密宗在传承、经典、修习次第、仪轨、制度等方面有独具的特点。西藏佛教保留了密宗四部修习的完整形态，凭借坛城、法轮、五方佛冠、嘎巴拉碗等法器，通过神秘的错综复杂的宗教仪式，实践了对佛、菩萨、本尊神像的观想。西藏博物馆收藏的法器大多系历辈达赖喇嘛的宫藏品，这些法器无论从材料质地、制作工艺还是类别功用来讲，都可以作为藏传佛教法器的代表作。